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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陈坚：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中新社济南1月11日电题：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

　　——专访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

　　作者吕妍

　　作为中国五岳之首和古代帝王封禅胜地，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泰山上的《金刚经》摩崖石刻是中国迄今所存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佛经，刻在泰山中溪支流约1200平方米的缓坡溪床石坪上，构思奇巧，气势宏大。《金刚经》石刻缘何而来？佛教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如何与中国艺术形式融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佛教自传入后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国的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等，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影响，其中，摩崖石刻具体受到了哪些影响？

　　陈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而这中国化的佛教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真正实现了“文明互鉴”意义。

泰安洪顶山摩崖石刻。受访者供图

　　所谓“摩崖石刻”，广义而言就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崖壁岩体上刻画和雕凿意在反映人类自身思想和实践的各种符号和图像。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岩画”，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摩崖石刻的内容也不断变化，日渐丰富。这在中国尤其表现为佛教传入后佛教题材的大量涌现，如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都是大型的佛教摩崖石刻群。至于规模较少或单体的佛教摩崖石刻，大江南北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依主题分，那么中国摩崖石刻中数量最多的就是佛教摩崖石刻，它们既是记录佛教中国化漫长千年历程的“有生命的石头”，同时又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艺术瑰宝。

　　中新社记者：佛教的《金刚经》为何会被刻在泰山的石壁上？这与《金刚经》蕴含的核心思想有关吗？

　　陈坚：从内容上看，中国的佛教摩崖石刻，包括石刻佛像、石刻佛经文句和石刻佛教名号。在山东众多的佛教摩崖石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石刻，刻的是鸠摩罗什(343-413)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即通行本《金刚经》)之前16章，也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至“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原文有2998字，现存1382字(含尚有痕迹者)，个个字大如斗，一尺见方，有“榜书之宗”的美誉。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南北朝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山东多地出现了大量摩崖石刻佛经，绝大部分都与《金刚经》义理相同亦即谈论“空观”的般若类经典，如徂徕山的《摩诃般若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峄山的《文殊般若经》石刻、尖山的《思益经》石刻和《文殊般若经》石刻等。除了这些摩崖刻经，还有意在昭示“空观”的摩崖题名，如“文殊般若”“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大空王佛”等。此外，泰山周边还有许多般若类经典的碑刻，如曲阜胜果寺的《金刚经》碑、兖州泗河和汶上水牛山的《文殊般若经》碑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洪顶山的《法洪铭赞》石刻，内容是印度僧人释法洪来到山东弘扬“空”观。

　　以上表明，南北朝时期，以讨论“空观”为内容的佛教般若学在山东地区非常流行，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缩影。因为中国化佛教，就是以般若“空观”为基础发展起来，是般若学在中国流行的直接结果，而《金刚经》则是对般若“空观”最经典最简洁的表达，雅俗共赏，僧俗共尊，是中国佛教史上最为流行的佛经，自古至今，具有极高的佛教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会“勒石为记”予以赞美推崇，俾使流传存世。虽然学界对泰山刻《金刚经》还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从以此经为代表的般若学与中国佛教的特别密切关系来看，“勒石为记”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金刚经》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陈坚：《金刚经》是汉译般若类经典的代表，是佛教“般若思想”的精华所在。所谓“般若”，乃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为“空性智慧”，亦即领悟“空”的智慧，它是佛教的最高智慧。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乃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圣山。泰山文化集儒佛道三教于一身，它所蕴含的“圆融智慧”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智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刚经》被刻在泰山上，应该是最完美地体现了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的“高峰对话”，结果即产生或印证了佛教中国化，如天台宗、禅宗等。换言之即，佛教的“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的“圆融智慧”共同参与了中国化佛教的建构。

泰山上的金刚经石刻。受访者供图

　　《西游记》中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施展的七十二变就是《金刚经》中“空观”的体现：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可执著于一个标准一种方法，只有随缘而变，才能解决问题。印度佛教是在印度文化土壤中产生的，有特定的印度之缘；同样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因为中国文化的不同，必然随中国文化之缘而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这是《金刚经》“空观”的逻辑结论和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以《金刚经》“空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的内在要求。《金刚经》所说的“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以及“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也可以理解为只有不执著于印度佛教才能开出中国化的佛教，这体现出《金刚经》对佛教中国化的意义。

　　基于“空观”的大乘佛教是个开放体系，佛教中国化正是在大乘佛教的开放体系中自觉实现。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538—597)将这样的佛教中国化归结为“随情所立，助扬佛化”，其中的“情”就是中国文化之缘。

　　中新社记者：佛经是佛教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佛经的汉译又是如何体现佛教中国化的？

　　陈坚：佛教的思想通过佛经来表达和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而佛教中国化也是从佛经的汉译开始。在汉译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地移植印度佛经，而是充分考虑了译文如何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比如东晋时期道安法师(312—385)就曾提出，佛经汉译要遵循“五失本三不易”的原则(参见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大意是说，把印度语翻译成汉语并让中国人能读懂是不容易的(“三不易”)，因而在尽量保持佛经原意之下，有五种情况可以不必遵循原经文本而按照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习惯来加以翻译(“五失本”)，这其实就是佛经汉译过程中的中国化。

　　比如“五失本”之一是“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意思是说，印度佛经(“胡经”)重“质”不重“文”，而中国人(“秦人”)是“好文”的，所以翻译时不光是将其意思译出来，还要讲究译文的文雅和文学性，就像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金刚经》就是如此“文质彬彬”的“君子文”，有着极高的文学水准。《金刚经》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佛教流传最广且雅俗共尊的佛经，与其译文之优美文雅有极大的关系。

　　中新社记者：佛教传入并与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会如何影响世界？

陕西西安，大雁塔和玄奘雕像同框。唐朝高僧玄奘在推动以佛教为代表的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作用。陈舒一摄

　　陈坚：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发展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并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

　　佛教在古代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基于佛教“空性智慧”和中华民族“圆融智慧”，建立起以和谐与包容为根本理念的中国化佛教。当前，随着中国扩大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化佛教也会随着这个缘走向更广大的世界，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和谐与包容的思想智慧。(完)

　　受访者简介：

　　陈坚，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天台宗研究生导师等。主要研究佛学、中国哲学、儒佛道三教关系、中西宗教比较。著有《无分别的分别——比较宗教学视野下的佛教》，《心悟转法华——智顗“法华”诠释学研究》《无明即法性——天台宗止观思想研究》《烦恼即菩提——天台宗“性恶”思想研究》等。

百年茂腔推陈出新与时偕行******

　　茂腔是广泛流传于山东青岛、潍坊、日照等地的地方戏曲剧种，在200多年传承衍化中，形成了“四大京、八大记”等传统代表剧目，在城乡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近几年，随着生产发展和生活变迁，一批茂腔新作不断涌现，拓展了剧种选题领域，展现了新时代新风貌。同时，如何处理好舞台表演与展现现代生活的关系、处理好本剧种特色与其他表演形式之间的关系，成为茂腔新剧目创作尤其是现实题材创作所面临的一道思考题。

　　《山东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概述茂腔时提出：“丰富、质朴、精湛的艺术特色，是茂腔深受人民喜爱的重要原因。”作为起源于民间的剧种形态，茂腔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其语言艺术、声腔音乐还是表演风格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还被称为“胶东之花”，在许多剧目中包蕴着胶东一带独特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像传统茂腔《梁山伯与祝英台·下山》中所唱：“走一洼，又一洼，洼洼长得好庄稼，长得高的是胡秫，长得矮的是芝麻，不高不矮是棉花，棉花地里带西瓜……”语言不仅富有生活气息，还展现了北方农村生动的生活景象，与其他剧种同名剧目在风格上具有一定差异。

　　时代在变，审美、观念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茂腔进入城市剧场后无疑需要吸收崭新创作元素与舞台手段，但如何从容展现全新的时代和人物形象，又不丢失剧种自身魅力？首先，要从传统基因中发掘鲜活元素，正确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

　　比如，新编茂腔《秧歌乡的故事》围绕“老冯头”、李香兰等三对老人的“黄昏恋”及养老问题这一主线，贯穿胶东国际机场建设、旧房拆迁等事件，既保留了茂腔质朴通俗的风格样貌，又融入胶州大秧歌这一本土艺术符号，将两种艺术形态巧妙融合，就很好地实现了立足传统、开掘出新。值得一提的是，秧歌表演在剧中不仅作为老年人情感的媒介、剧情发展的线索、地域形象的表征，其载歌载舞的特色还与戏曲舞台的“歌舞演故事”高度契合，从而成为舞台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秧歌既扭出了欢声笑语，营造了情境、烘托了氛围，还作为贯穿全剧的一条副线，与主线交织丰富了全剧的歌化、舞化叙事，呈现出茂腔表演艺术新亮点。正因为抓住了创作规律、找准了切入点，该剧在大量吸收民间音乐、舞蹈元素的同时，展现出熟悉的陌生感、浓烈的地域感和鲜明的时代感，获得了广大受众的高度认可。

　　其次，戏曲作为场上艺术，无论传统戏还是现代戏，最终都要落在演人物、演故事上，但其方式又区别于案头文学、影视艺术及话剧、歌剧等，在总体呈现上讲求程式性、虚拟性、综合性。因此，其新剧目创作还应在表演的程式化与生活化之间找准尺度。

　　像茂腔等一些地方戏剧种本身起源于乡土，且传统戏中展现婚姻生活、家长里短的剧目占较大比重，它们不像京、昆等大剧种那样有严谨的规矩范式，反而在表现日常生活、传递人物情感方面有相对丰富的表达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程式，而是要通过程式动作与生活动作的圆融，更好地实现舞台空间的虚实相生之美。仍以《秧歌乡的故事》为例，在“老冯头”过生日一场戏中，他的儿女送上了二胡、鸟笼子等生日礼物，却各有各的盘算，尤其是儿媳妇巧真怕拆迁补偿款被打折扣，极力反对“老冯头”和李香兰的恋情，导致一场家庭聚会不欢而散。舞台上以几组可移动的桌子代表酒店包间，空间布局十分简约，众人向“老冯头”献上礼物的动作也被处理得自然流畅，结合了台步、云手等程式表演，既有舞台美感，又有生活气息。这些新场景的展现都是对生活动作加以提炼而完成的，亦达到了戏曲舞台动静相宜的效果。

　　另外，新剧目尤其是现实题材剧目，因为记录历史进程、讲述时代故事，所展现的内容都是当下的、新鲜的，观众也就不可能像欣赏传统老戏那样对剧情滚瓜烂熟，只管“闭着眼睛听戏”。比如，茂腔现代戏《党费》展现了女共产党员黄新带领战友与敌人斗智斗勇、最终英勇献身的故事；《失却的银婚》揭示了一位曾受百姓爱戴的干部在利益诱惑下跌入贪腐深渊、受到党纪国法严惩的历程……这些新剧目取材的角度较之传统戏更宏大、更丰富，在二度呈现中更需及时扩容舞台理念、技巧及手段。

　　从此种意义来说，新剧目创作还需要创作者从本剧种规律出发，走进人物内心世界、体验其所经历的喜怒哀乐，灵活调用语言、唱腔、身段、步法等为剧情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同时，广泛向其他剧种及表演样式学习，吸收并内化为对本剧种、本剧目有帮助的新方法、新手段，才能更好地呈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孙丛丛）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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